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正是因为法国这样一个浪漫的国度，才孕育出像戴高乐这样的伟大领袖。1958年，当西欧国家在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下艰难度日时，戴高乐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道：“法国要找回自己的梦想，法国是世界上的一支重要力量。”杜勒斯听后很困惑，戴高乐接着补充道：“证据就是掌尚策，你和我今天坐在这里谈话。”
二十世纪中期的国际格局仍然受二战后雅尔塔协议的影响，这一体系基于各国在战争中的贡献和表现。法国在二战初期仅仅39天就投降，维希政府长期与纳粹合作，虽然名义上法国是“战胜国”，但更多是因为美英为了稳定欧洲而把这个身份给了他们。而法国拥有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，也实际上是美英为对抗苏联而安排的结果。通过法国的席位，西方国家始终能维持3:2的优势。
然而，法国并不愿意仅仅充当棋子。从美国的角度来看，法国人没有任何反抗的底气，但戴高乐的想法却截然不同。作为法兰西贵族的后裔，戴高乐展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，这种气质不仅让法国人民对他敬仰，也令美国政界感到困惑。
展开剩余74%美国对戴高乐始终不太友好。二战时期掌尚策，美国始终不承认戴高乐领导的“自由法国”，而更愿意与德国扶持的维希政府保持联系。连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曾讽刺他说：“戴高乐将军，你以为自己能代表法国吗？我记得你只是一个准将。”
法国政界对戴高乐的态度也并不友好。他坚持反对政党政治，明确表示这一理念几乎得罪了整个政坛，因为政党政治几乎是大多数政客的生存之本。尽管如此，戴高乐在人民中却如同一个政治网红，尤其是在二战期间，他成为了法国人民心中的英雄。当盟军从诺曼底出发，许多人误以为是戴高乐的功劳。
1944年8月，巴黎解放后，戴高乐回到法国，他受到两百万人夹道欢迎，场面堪比拿破仑时代的盛况。这位诗人般的政治家似乎开始膨胀了。当他准备大展宏图时，却发现法国的政界并不看重他。1946年1月，戴高乐因无法忍受政党政治的复兴，宣布辞去总统职务，并留下了一段震撼的声明：“我不支持政党政治，可它又复兴了。如果没有强力建立独裁，我不会同意。”
战后，欧洲的格局发生了巨变，苏联势力庞大，德国被分裂掌尚策，而法国即便拥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，也只是名义上的“大国”，在实质上已沦为二流国家。法国人民无法接受这一现实，尤其是当1956年英法两国对埃及发动“苏伊士危机”，结果遭到美国和苏联的联合制裁，使埃及成功收回运河控制权时，法国的颜面扫地，第四共和国的政权岌岌可危。
这时，戴高乐的回归成为了法国的希望。他重新走上政治舞台，向美国摊牌，宣布法国要重新找回伟大的梦想。
然而，这时有一个难题摆在戴高乐面前：如何让一个拥有伟大梦想的国家，摆脱外来军队的控制？1949年，北约总部设在法国巴黎，这本看似令人自豪的事实，却意味着法国本土长期驻有外军，且人数多达7万。戴高乐对此心存不满。为了摆脱这种局面，他提议在北约内成立美英法三国理事会，试图让法国在话语权上与美英平起平坐。但显然，这只是一个空想。
1959年，戴高乐正式成为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，他开始逐步脱离北约。首先，法国海军不再听从北约指挥，拒绝让美国在法国部署核武器。接着，法国决定不派遣撤离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去北约，1964年法国又退出了大西洋舰队，1965年拒绝参加北约的战略演习。最终，1966年3月10日，戴高乐正式宣布法国退出北约。
法国退出北约后，北约在欧洲的防线被割裂，造成了巨大的战略损失。与此同时，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，而越南战争的起源正是法国当年的殖民历史。戴高乐的举措令美国在苏联的对抗中逐渐处于下风，冷战格局也因此发生了变化。
法国人对戴高乐的评价至今仍然存在两极分化。政治精英和政客不喜欢他，因为他的举动给法国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，并且让德国获得了更多的援助。但普通民众却一直崇拜他，因为戴高乐敢于挑战超级大国、捍卫国家主权，这种勇气和决心正是法国精神的体现。
然而，戴高乐曾许诺的“大国梦想”最终未能实现。2009年，萨科齐领导的法国重新加入了北约，从此掌尚策，法国不再谈论理想，而是更关注如何在一个日渐衰退的欧洲大陆上稳定生存。尽管如此，法国人民仍然怀念戴高乐，因为他曾为法国争取过独立和尊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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